從318學運看台灣佛教的世代差異
在最近318學生佔領立法院議場的公民運動中，台灣兩位佛教界的長老證嚴法師與星雲法師，在學生即將宣佈撒離議場之前，所發表的希望學生早日退場的談話，都引起社會各界，尤其是比較認同學運的年輕網友的抨擊。
一位署名「一寂」的佛教同道，以證嚴法師「說不出對學生佔領立院的看法，卻表達出對警察特別的關懷與慰勉」做為口實，指責她「選擇站在堅實高牆的那一邊」。這篇文章在佛教背景論壇被大量的閱讀與分享。
星雲法師的談話，則指稱這次學運是「內鬥」所以沒有五四運動的神聖性，又抨擊學生「自以為是」，還要學生「等將來把書讀好，選上總統，就可以由你們來改革台灣」。星雲法師這番談話的膚淺，經不起稍微進一步的分析。如他說五四學運的神聖來自於「對抗國際欺凌」，卻忘記五四學生的口號除了「外爭強權」之外，還有「內除國賊」；當時的學生火燒趙家樓，又把政府官員章宗祥打到腦震盪。星雲法師歌頌五四學運的神聖，卻不知道現今的學生運動比起五四學生的凶暴實在是文明太多了。況且這次學運的起因與對中國的貿易談判有關，也有「對抗敵國收買」的意味存在，並非純粹的內政問題；如果五四因為抗外而具有神聖性，現今何嘗不是呢？至於將來選上總統才來改革云云，更是笑話一則。佛教的教義是眾生平等，禪門的《六祖壇經》更是強調：「欲學無上菩提，不得輕於初學」。星雲法師的談話當中，卻蘊含著貶低無權無勢的年輕人，而護衛掌握權勢者的態度，無怪乎會被年輕人反唇相譏，包括我在臉書上的佛教徒朋友。
在這次學運的相關評論中，有很多人提到了世代的差異。教改後成長的這一代年輕人，比他們的長輩更少受到威權主義的荼毒，因而也更理性、平和與勇敢。我自己向來比較關心佛教界的思想變化，也想從這個角度來談談一些看法。
總體而言，台灣佛教界相對於社會是比較保守的社群，世代交替也相當緩慢。但是佛教的世代交替與逐漸走向開放，也勢必隨著社會的進步而進步。星雲法師1927年生，今年已經87歲。證嚴法師1937年生，比星雲小十歲，也77歲了。但是他們都仍然是台灣兩個大型佛教團體實質的領導人。從世代來說，他們是比「戰後嬰兒潮」還要早一輩的人。雖然，媒體已經在討論「戰後嬰兒潮世代再過幾年就要面臨退休」的議題，然而直到現在，這兩位法師卻仍然還是台灣佛教界最有影響力的人。再加上，他們兩位都沒有受過起碼的現代教育。他們的思維方式、語言表達都是比較古樸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台灣佛教界在整體社會中，比較容易被歸類為保守落後的範疇，是不難想像的。
或許有人會反駁說，年紀大並不等於思想落後，不可以直接貼標籤。但我覺得如果以我曾經研究過的台灣佛教意見領袖對於廢除死刑的態度為例，也可以窺見世代之間從保守到開放的脈絡。同樣面對廢死運動的推動者的詢問，星雲法師否定了廢除死刑運動的合理性，證嚴法師則是在不置可否的情況下，希望大家要一起努力。台灣佛教界意見領袖中，在廢死議題上開始做出正面回應的是昭慧法師。昭慧法師生於1957年，比星雲足足小了30歲。在昭慧法師之後，台灣佛教僧侶中，公開反對死刑的人逐漸多了起來。以此為例，應該可以做為思想世代差異的一個顯例。
台灣近百年來，社會轉變非常快速，從戰爭到長期的和平，經濟型態從農業到工商業為主，政治型態從殖民地、戒嚴到民主化，再加上教育資源從緊缺到富餘，新聞媒體從少數壟斷到全然去中心化的網路時代……。因此，不同世代之間的成長環境差異巨大的程度，可能是古來少有的。
以台灣佛教界這個場域來看，日治時代比較有現代意識的佛教徒，在戰後幾乎被各種因素消滅或邊緣化。在戒嚴黨國體制下的佛教團體，基本上淪為當局乖巧的順服者，信仰形態也傾向保守封閉。台灣解嚴後的1990年代，在較有現代意識的印順法師的影響下，當時的青年學佛者，發起了一波對傳統佛教的攻擊。這一波攻擊當然有很多的內容可談，這裡只以一本書的書名做為代表。此即宋澤萊的《被背叛的佛陀》。這個書名所表達的意思，是站在獨尊原始佛教的立場上，認為傳統的漢傳佛教，乃至包括印度的大乘佛教，都背叛了佛陀的教義。宋澤萊雖然是台灣著名的文學創作者，但是畢竟沒有足夠的佛教學養；也由於佛學知識不足，因此書中的論述有許多錯誤與論證粗糙的地方。但是這個書名反映了解嚴前後，當時的佛教青年世代，背叛傳統的方式，竟然是指責傳統人士為背叛者。
有趣的是，在二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從臉書上得知，一些年輕的佛教徒們，正在以讀書會的形式，一起閱讀2013年出版的翻譯著作，書名是《叛逆的佛陀》。這本書的作者是目前在美國的藏傳佛教弘傳者竹慶樂本仁波切。眾所週知，佛陀成道前，身為一個小國的王子，捨棄了父親準備給他的王位，逃離妻子與家庭的束縛，出家學道。在學道的過程中，不滿足於既有的宗教的答案，繼續勇敢無懼的探索，才有菩提樹下的徹悟。從政治、家庭與宗教等各方面來說，佛陀之所以為佛陀，正是他毫不妥協的叛逆行徑。這本書的廣告詞也說：「不讓宗教制約，不接受傳統的恐嚇，搪塞的答案一律不可，點燃熱情，拿出孩子般的好奇與追根究柢，就像古印度時代那位叛逆的王子，來吧，躍入偉大的心靈冒險！」這本書能夠得到眼下年輕佛教徒的喜愛，看來他們是要以佛陀的叛逆精神，來與保守封閉的傳統決裂吧！這樣的精神面貌，又與二十年前的不同。從這裡，我仿佛又看到了新一層的世代差異。
佛陀成道後，與他的弟子眾成立了一個具備共議精神的和合僧團。他否定了傳統的種姓歧視與隔離，提倡四姓平等。他在男女不平等的時代，成立了女姓的僧團。他讓在家居士同樣因自己的修證而躋身於聖者之列，成為勝義僧的成員。他提倡戒殺，所以也救生護生，包括救贖死刑犯。在他與僧團的教誡下，阿育王改變了古印度的刑罰制度，乃至於八世紀以後玄奘等旅行者見證並記載了印度沒有死刑的情況。他提倡的和平與非暴力的慈悲之教，影響了後來的聖雄甘地，從而又間接影響了美國的馬丁路德金，乃至成為全世界反對運動的經典。他的許多主張與觀點，和二十世紀的世界人權宣言若合符節，相信也是深具影響力的。由此可見，這位叛逆者的覺悟，不僅開啟了他自己的自由，也讓人類獲得了自由。所以佛陀的叛逆，是偉大而創造性的。
出生在戰爭的年代，長成於白色恐怖的黨國體制下的佛教長老，他們所受到的教育，在嚮往自由的禪風、眾生平等的信仰的同時，還是難免夾雜著「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的那一套對叛逆犯上不以為然的倫理觀吧！他們在一步步走向成功的過程中，也應該早已學會如何與權勢階級應對進退了。他們的生命經歷，很自然的會他們在面對學運世代提出的「公民不服從」這一類觀點時，傾向另一種選擇。年輕人覺得他們「選擇站在堅實高牆的那一邊」，實在是苛責了。他們只是老了。
世代一定會有差異。在相互指責之餘，似乎也可以互相同情的理解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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